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
第43期（共5页）（2005年4月17日）
本期责编：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
主题: “2005年国际周易与科学论坛”论文摘要初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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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欢迎各方专家学者积极撰稿，参加“2005年国际周易与科学论坛”。凡参加者请把约1000字的论文摘要（Word文件电子版）邮给宋正海（E-mail:tdsr@bj163或tdsrsong@yahoo.com.cn）。我们准备先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新开辟的“2005年国际周易与科学论坛”论文摘要初编中一期期发表。到时再根据比利时理学所的统一安排，集中放至比利时“理学网”（www.lixu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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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科学·李约瑟难题

商宏宽(地震出版社编审)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涉及到一直困绕于学术界的三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其一，什么是科学；其二，《周易》是促进还是阻滞科学的发展；其三，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因此，杨先生的讲话倍受各界人士的关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关于科学

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我与杨先生有商榷之处。我以为，科学是人们认知自然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系统总结。这里所说的自然包括自然万物，也包括人类、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领域。所以，哪里有人类的认知活动，哪里就有科学，尽管有层次的高低，领域宽窄的差别，但都对科学之进步有一定的贡献。故不仅现在有科学，古代亦有科学；不仅西方有科学，东方也有科学，这是科学的普遍性，同时也是科学的民族性。因此，在衡量和评价是否“科学”时，不能拿一种科学标准来衡量，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客观的。也不应该以一种科学类型否定另一种科学类型。故而，各民族交流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利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2.《周易》并没有阻滞科学的发展

首先，《周易》的基本思想并不违背科学精神
《周易》是崇尚变化的，主张创新精神，强调“与时皆行”；强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学习精神；强调“效法自然”、“彰往察来”、“制器尚象”等符合科学、符合实际的方法等。这种基本思想与方法怎么会阻滞科学的发展?

其二，从易学与古代科学发展的同步性来看，易学之发展是促进科学发展的
从春秋战国《易大传》形成之后，完成了从“卜筮”到哲理著作的转化，两汉时期是易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时出现了孟喜、京房的卦气说、五行说，郑玄的爻辰说，虞翻的变卦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当时的物候学说、五行学说、律历学说及天文学说、养生学、灾害预测学、炼丹术与易学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和当时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科学上有重要发展，数学上有刘徽的《九章算数》，天文学有张衡的《灵宪》，医学上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皇甫嵩的针炙理论，农学上有《汜胜之农书》，地理学有裴秀的制图六体的提出，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世界。

易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在两宋与金元时期，当时出现了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蜀(苏轼)、闽(朱熹)等学派，是气、理、心、数、图书、功利各易学学派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或稍后，科学亦有巨大的发展，造纸、活版印刷、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发明不胜枚举，科学成就空前发展，兹仅举数学一例可见一斑。

宋元时期数学代表人物及代表著作有：李冶撰《测圆海镜》，秦九韶撰《数书九章》，杨辉的《杨辉算法》，朱世杰《四元玉鉴》等，而以朱世杰为集大成者。形成宋元数学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有派系源流可循，又有交流发展的蔚为可观的发展局面，这里面不乏画龙点晴的归纳，亦有严密推演逻辑程序，完全不像杨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因受《周易》的影响，只有归纳无有推演。实际上归纳与推演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载然将其对立分开的说法是很难想象的。

如果将宋元时代的数学成就和西方比较，“按秦九韶《数书九章》(1247)来进行比较，霍纳要晚出五百余年；朱世杰高次方程组的解法比别朱(E.Bezout,1775)早出四百余年；秦九韶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拉的解法早出五百年；高次招差法公式比格利高里(J.
Gregory,1670)和牛顿的公式，早出三百七十年左右。”中国古代科学确实曾经领先于世界，中国的科学发展并未受《周易》的阻滞。

其三，从科学的发展趋势看《周易》更将促进中国未来科学的发展
当代科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过去以分科为主，逐渐走向综合；从简单、线性系统，走向复杂、非线性系统；从侧重物质层面研究，走向生命、智慧层面的研究；从常观、宏观向微观、渺观、宇观等极端领域推进；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既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追求生态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分散、分科、局部领域的理论研究，向大一统的理论研究探索。在这样一个科学大潮面前，科学的观念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机自然观、自然演化发展观、天人合一观回归，因此，《周易》的基本思想必然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起更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3.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在中国诞生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毕其一生之精力，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辉煌所折服，中国已经具备了产生近代科学的条件，但令其不解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对此李约瑟难题，应该从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去找原因，而不能归罪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易》、老子、孔子这些古代典籍和古人，子孙不肖、不求上进而怪祖宗的基因不好，这是不公平的，既然古代的遗产不佳，为何可领先于世界达一千年之久?!

我以为最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明清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是一种“自我封闭”、“妄自尊大”，以天朝大国自居，坐享安乐，对外闭关自守，对内苛政重敛，形成办事效率极低的腐败官僚制度。这犹如一系统是封闭的，没有外部负熵流的输入，内部就会腐败、变质、死寂乃至最后泯灭。这种“闭关锁国”政策，是与《周易》思想背道而驰的。《周易》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穷→变→通→久”，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把近代中国科技落后怪罪于《周易》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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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易经》之论整体不妥

李世煇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高工）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先生作报告认为：“《易经》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将自然与人归为一理，使得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研究需要的推演法，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启蒙。”

一、与李约瑟问题相应的三个问题
如果历史地、全面地加以观察，在与中国有关的科学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而不是仅仅一个李约瑟问题：

1．为什么15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遥遥领先西欧？（或：为什么15世纪以前西欧的古代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中国？）

2．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即李约瑟问题。或：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在西欧萌芽？）

3．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的（或后现代的）科学技术创新，有无重要作用？为什么？

二、中国文化在产生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之后，不应再苛求近代科学在中国萌芽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文化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不同的科学类型和特点。

在中西文化对比的框架下，从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互补、融合的观点加以观察：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并以重整体观察（按：“重”指着重，偏重，下同）、重定性把握、重模糊判断、重形象思维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应属“阴”，并已产生了以模型化为特点的、灿烂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而基督教的，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和斗争的，以重细分实验、重定量描述、重精确分析、重逻辑推理为特点的西方文化应属“阳”，并已孕育了以公理化为特点的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

这个道理，正如牛（阴）只能生牛犊，马（阳）必然生马驹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产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并在世界上领先千年之后，还要求它产生性质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学技术，否则就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有重大缺陷”（何祚庥先生高论）。这正如一头牛生了牛犊，还要责怪它不能再生一个马驹，否则，此牛就“有重大缺陷”。显然，这种责难并不合理。

但是“日中则昃”，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虽然取代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主导地位，但是如今已经面临难以解决的复杂性研究难题，或迟或早难免让位于某一中西文化互补的、新的科学形态。

三、澄清“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的科学技术创新，有无重要作用？”才是当务之急
在当前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以上三个问题中，从中国人民的切身和长远利益出发，当前最迫切的、亟待解决的应是第三个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华儿女要不要从事原始性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如何进行原始性科学技术创新的问题（注：请参阅拙作“当代科学技术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之我见”）。相比之下，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自然科学史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
由此看来，在中国百年屈辱之后，在中国传统文化仍未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边缘地位的形势下，杨先生似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准，观察周易，从而得出《易经》阻碍科学启蒙的认识。但是，如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观察人类认识自然的发展过程，结论应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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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创始过程的科学性

殷 旵（《中国民族》英文期刊“汉文化专栏”特邀负责人）

要讨论《易经》与科学，先要考证《易经》的创始过程是否科学。对于“科学”一词又不能仅仅局限在狭义的窠臼里面。广义的科学是指有组织有系统的知识和学问。我想说的是：《易经》从创始的源头到形成文字，是远祖先民沿着测量日影的竿、圭，记数的筹、策，记事的图形，表示阴阳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记录卜辞的甲骨文……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既是经验的积累，实践的前赴后继，又是智慧的结晶，完全符合上述引证中的概念。

《周髀算经》：“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周礼·考工记》：“人长八尺”。《夏本纪》中有禹以“身为度”的描述。古人的身长八尺为丈，故后流传“丈夫”一词。这正是以人影测时间、方位、季节等原始方法的演变。

“卜”字中“
│”表示表竿，“、”表示日影；“卦”字则表示以“圭”测日影。

《老子·二十七章》：“善数者不以筹（梼）策。”
筹（梼）：计数的用具，多用竹子制成。本义，古代投壶所用的竹签子。从竹、从寿声。老竹为寿。有一定年岁、切数为寿。

策（册）甲、金、篆。象形，像编简成册之形。《说文解字》：“册，符号也，诸候进受于王也。象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计算工具。

数，篆形声字。从支（用手操作），从娄(连续)，会一一点数，计算之意。

关于文化、文明的界定，中外学者的认识不一，其定义都在140多种之上。近年来，我对大地湾文化的彩陶图形中的文彩笔画进行了研究，发现文彩源于先民对于自然纹理的直接摹仿。古人云“石有纹理山有脉”，纹理在自然中普遍存在，如天上的云彩，水面的波纹，叶的叶脉，树的年轮，人身的皱纹，指纹等。当先民们把自然之“纹”用线条表现在陶器上后，彩陶文化便产生了，随后，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时代产生了，彩陶文化带来了彩陶文明（社会化的启蒙和开明）。

以上说明，《周易》的形成，是有组织，有系统，从原始的草创到规范的文字，是几千年来，各种时代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再以一句系辞的解读为例，进一步说明《易经》始创的科学性。

《系辞传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说文》：“道，所行道也。”道路两旁，分阴分阳。阴阳所分源于日影的移动。移者，易也。“易”字字形从日、勿；字音从移。日影移动而阴阳互位，即为变易；变易的规律又有不易的规律，并有简易的规则。可见，“易”始于日影的移动和测量，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发展为文字易，其过程始终贯穿了一条有组织、有系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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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易经太极思维的哲学与科学的认识

李诗锦(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客座教授,
leebohang@juexue.com)


易经是中华文化之启蒙哲学和朴素科学的原始思维的科层典范。“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易经的思维范式。阴阳易维，乾坤易位而生变易。“乾亨利贞，否极而泰来，归其有极，而会其有极”是易经的哲学与科学的思维内涵。太阳系的云河系统以地球为中心的生命世界，和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世界是一个双子结构的宇宙模式。这个世界宇宙的结构模式是四维结构的太极理型模式。用数学概念来表示是2的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和四次方的四维度的空间与时间。

生命世界是太极二元的三次方结构。宇宙世界是太极二元的四次方结构。太极思维是一元二维，二元四维的两一思维逻辑方式。时间的维度是星宿的圆象，空间的维度是太阳的方向。生命结构的分子维度和宇宙原子维度的结构是一致同一的太极模式。自然宏观的大宇宙和微观的小宇宙的结构都是一致同一的太极理型模式的结构形式。

尚一和尚同的概念与范畴的哲学方法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之大思想家和社会改造运动鼻祖，墨子的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两行哲学”。这两行哲学的范畴是因循着中国文化之天与人之治人与事天的概念与范畴；道与德之为学与为道的概念与范畴；德与仁之仁义与礼义之概念与范畴而发展起来的名教。名教的概念用现代的术语来阐释，便是哲学的概念。天人是易学的概念；道德是道学的概念；德仁是儒学的概念。易道儒之两行哲学的方法论最早用以阐释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性和人格发展趋向的学术文献和科层典范是老子的。老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公孙龙`张载`王夫之等道学脉络的系统是中国哲学的科层典范。

儒学的哲学方法论是内在的心和性与外在的物和理的概念和范畴。心与性合一于神一，物与理合一于精一。

神一与精一合于气一。性与命合一于道。心与物合一于理一。道性命与精气神合一于心物理。知识与意识合一于心识。天人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知行合一的两行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张载把两行哲学的方法论归纳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两一哲学。两一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是道体的理一分殊和道用的理义同一。理一而同一，同一而通一是宋明理学致知与格物相合一，理气合一与仁智合一于体用合一的的两一哲学。两一哲学是太极思维之一元二维的思维结构模式。

中国哲学放在世界学术的前沿，到底是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式的哲学？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界之两行发展文化趋势。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两难。保守儒学文化主义者和中国政治主流之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之汇流的“中节”点，亦是中华文化之尚同一义于世界的新起点。

文化生命和文化柢蕴是文化的本体。保守和现代意义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科学与哲学的概念是两行的哲学。以康德哲学来比类，文化本体之物自身和物自体是智思物。物自体是文化柢蕴，物自身是文化生命。本体和本体论的智思物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哲学范畴。文化身份的意义和文化认同的意识是文化柢蕴和文化生命。老子强调文化生命的“深根柢固”是民族和文化的长生久视之道。这是中华文化的本体论，本体论哲学的直观思维.
不同文化系统有不同的文化柢蕴。文化根柢便是文化遗传因子。不同文化的文化遗传因子各异。然而不同文化系统的智思物的哲学和科学在文化上是可以互补和共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观理念和西方现代化的理性思维在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式的哲学即是互补而圆通的。两行哲学的方法论是宋朝张载所确立的“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中国两一哲学。

文化遗传因子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中华的文化柢蕴有没有价值？这就要看如何去诠释文化经典的文化意义和意识？文化的价值论就在于文化的意义和的意识。文化的意义和意识要用生命意识和名教的概念和范畴来开创。体是语言逻辑和思维逻辑。用是名教本身的概念和范畴。用现代化的语境表述是概念和范畴的哲学方法论。太极名实的概念和范畴是原创的中国哲学的概念。太极模式四维的时空维度是中国科学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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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错把易经当圣经

王红旗(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whqtpw@sohu.com)

一、易经不是圣经。西方（主要指欧洲）的近代科学技术，是在突破宗教对自由思想、理性思维的禁锢后，才得以发展起来，这个宗教的最高经典权威教义就是圣经，其控制世俗社会的权力组织就是教会、教皇以及宗教裁判所。对比之下，易经仅仅是中国古代众多典籍之一，它从来没有获得圣经那样的权威性，也没有什么“易经裁判所”，因此也就从来没有对中国人的自由思维形成如当年圣经般的禁锢作用。因此，把易经视之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显然与事实不符。有必要指出的是，易经符号体系属于严密的理性逻辑推演，而这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国人自古就具有科学精神的证据之一。事实上，中国人在4200年前的帝禹时代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考察工作，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地理大发现之一（参阅42平方米巨画《帝禹山河图》及全彩绘版《经典图读山海经》）。

二、杨振宁先生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归之于易经及其易经文化现象，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认识。1、中国和欧洲发展的分水岭在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之际，中国在宋代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遭到沉重的打击，而欧洲人则从黑暗的中世纪惊醒过来。2
、中国的方块象形文字可以超越语言的障碍，增加认同感，从而促使中国人超前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同时也遏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欧洲人的拼音文字，使他们更容易各自独立，而众多的彼此相邻的独立国家，客观上能够为独立的思想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3、中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客观上更适用于西方人的拼音文字系统。4、中国人发展了瓷器，西方人发展了玻璃，而玻璃器皿有助于光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的发展。5、西方人的殖民主义行径，以及知识产权，为西方积累了巨额财富，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裕的经费。6中国社会的评价体系或评判体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定位，从而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

三、天人合一启发我提出基因设计论。在西方人的眼里，天人合一是不可思议的，人的灵魂或精神是不能够与物质沟通的。杨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理由是不充分的。2004年7月以来，笔者在生命及物种起源领域提出并阐述了一种全新的学说“基因自主设计论”。主要论文有《谁是生命的设计师：基因设计与生物迅速演进》，《智慧的基因：我把原子链成人》（副标题“我站在达尔文的肩膀上：从进化论到基因设计论”），《生命与物种起源新学说：基因设计论》，《基因的主动变异与自主躯体设计》。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促使笔者思考“基因”（这里是广义的概念，指生物体内控制生命成长与繁衍的结构物）具有设计并重构自身躯体能力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说，进化论所描述的生物变异，只是表明现象，其实质乃是基因的主动变异与自主躯体设计。

综上所述，杨振宁先生把易经视之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的原因，应该说是找错了对象。不过，对于那些痴迷于易经里的玄学内容的中国人及其中国学者来说，杨振宁先生的意见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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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的“易”学原理

杨光京(山东省章丘市埠村煤矿,0531-5831438)

牛顿的经典著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什么是自然哲学？所谓自然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的形而上学，是人们基于理性而形成的自然观。自然哲学包涵了自然科学的内容。因为自然科学是人们基于经验而成的知识，而自然哲学则是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基于理性，人们形成的自然观。恩格斯将他的自然哲学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而在古老的东方中国，人们的自然哲学则是经典的“易”学思想。
　
牛顿把他的著作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强调了“数学”的作用，事实上，这也就是源于古西腊毕达哥拉斯，流行于现代物理学的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原型，万物都是摹仿数的，是数的摹本，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一切现象。”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对此，亚里士多德、恩格斯都有过评论。亚里士多德说：“这些哲学家显然把数目看作本原，把它既看作存在物的质料因，又拿来描写存在物的性质和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写道：“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而这种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恰恰构成了物理学的自然哲学基础，这也就是牛顿将他的著作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原因。近代科学冲破宗教的束缚，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哥白尼本人则是一个坚定的数学本体论者，在物理学那里，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的形成有他的历史源渊，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不妨看看爱因斯坦对这一问题的表述，以便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从有点像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信仰唯理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找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爱因斯坦文集》一卷380页)

　又：“创造性的原则寓于数学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正如古人所梦想的那样，纯粹的梦想能够把握实在。这是真的。”(杨振宁《美和理论物理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1期)
　
又：“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结构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谷超豪《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2期)
　
现在，我们提出“自然哲学的易学原理”，是基于我们新发现的一些经验事实，如“分形”现象，“全息”现象。这些并不能用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加以说明，而他恰恰符合古老的“易”学思想，基于理性，我们提出自然哲学的“易”学原理，简述如下：
　
1、“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客观世界存在一个二元的结构。
　
2、磁场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物质的属性。可以说，“磁”是万物之灵，是一切相互作用之源。磁场的两极性，决定了客观世界的二元性。
3、“物极必反”，又谓“穷则变”。
　
4、物或因相同而相吸，亦或因相异而相吸；物或因相异而相斥，亦或因相同而相斥。“物极必反”，这就是阴阳相互作用的规律。　

　
5、“象数”自然观所蕴含的分形，全息思想。“易”有两途，一曰“象数”，二曰“义理”。易的“象数”观点，亦即“易”的自然观。易的义理观点，亦即“易”的人文观。所谓“象”，即“像也”。就是取象比类认识自然界的方法，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就是分形、全息的思想。当然，象数自然观在强调“象”的同时，也强调“数”的作用，指出“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
“象”是定性地说明问题，“数”是定量的说明问题，合称“象数”。现代科学强调定量分析，也是一种“数”的观点，这种观点和“数学本体论”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licd 4/22/05 20040300036)

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第42期（2005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