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我国书院起始于唐代，制度化形成于宋代。它自筹经费，自定章程，修读文章，讨论学术，因材施教，互学互助，和谐共进，形成一种独立的学风。著名的如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和岳麓书院（湖南长沙），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等等，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书院“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周流于社会。” 作为我国民族形式的学院，它培养了一代一代的知名学者和杰出人才。

“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能够坚持16年，办至700讲，取得重要的成果，我以为，第一，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院式的制度和学风。这是一种非市场的，科学和平民化的，民主和自由的，友善和团结的制度和学风，形成一种民族形式的学术。

第二，它有讲座主持人对学术的执着，有一批卓有成就的学术骨干的支持，不断有年轻人的参与，以会交友，形成巨大的凝聚力。

第三，它作为民间学术交流的平台，采取我国书院的讲座形式，每一讲的主讲与讨论相结合，自由选题，民主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广泛的民主参与。因为它顺应时代潮流，关注当代学术热点，鼓励发表创新性成果，鄙薄主流标准化，注重真理性和实践性，形成永不衰竭的吸引力。

1990年以来，它一讲又一讲的讲着，提出一个又一个科学问题，讲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术成果，成就了一茬又一茬的学术人才。好呀，这是一个书院式的（民族形式的）学术园地。

毛泽东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学术采取民族的形式，就会有无尽的生命力。在庆祝“天地生人讲座”700讲之际，希望它保持这种民族形式，一讲又一讲的讲下去，为繁荣学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licd 9/22/06 20040500070)